历史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其实可以看成是来自于「印度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一次冲击。
只有站在文明的冲击与融合的高度上，将佛教传入中国，视为来自于印度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意识形态输出，才能真正了解宋明理学的真正历史意义。
到了宋代，在中华文明「常识合理」思想传统支配下的儒家消化了道家和佛教，建立起与佛教、道教相抗衡的理学体系，中华文明才算真正承接住了来自于印度文明的意识形态输出。
心性论佛学在中国的最成熟的一种状态就是「禅宗」。
禅宗背后是从印度佛教到中国式佛教的「入世转向」，而思想根源来自于「常识合理」传统。
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格义」「学习」和「重构」。
「格义」指早期中国人用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来类比解释佛学的含义。
「学习」主要指中期的一系列印度佛经翻译运动，侧重于弄清楚印度佛经原典的真正含义。
「重构」指后期中国式佛教理论体系逐渐形成，建立了一套与印度佛学截然不同的心性论佛学体系。
印度佛学追求的终极价值是「解脱」，其中小乘佛学讲个人解脱，而大乘佛学讲普度众生。
大乘佛学又主要分为三个流派，分别是「中观学派」、「唯识学派」和中国特色的「真常学派」。
佛学简单来说就是一套围绕「十二因缘」而展开的世界观。
传入中国的印度佛学，由于魏晋玄学的接引，在与儒家重此世的道德价值追求融合之后，形成了追求在此世的中国式佛教。
要梳理中国哲学史，必然绕不开「印度佛学」和「中国式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