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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HW君

0. 心性论佛学

我们上一章讲了中国式佛教的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三派时，强调这三派都主张「人人皆可成佛」。

并且这三派都用「一心」来讲佛性，也就是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在修行时的重要性，这使得佛教原本追求解脱的普遍主体越来越接近儒家的道德主体。

因为道德的可欲性（经由自由意志，想要去做便可实现），中国式佛教的修行日趋简化，印度佛教原本对于解脱的追求目标被引导为中华文明的对于道德去恶存善的追求，即增加了一层「实现道德的完善就能获得解脱」的内涵。

我们称这种中国特色的佛学形态为「心性论佛教」，其特点便是注重个人自由意志的去恶存善，实现佛教的「入世转向」。

心性论佛学在中国的最成熟的一种状态就是「禅宗」。

1. 禅宗

「禅」是印度文「禅那」（梵文：dhyāna）的简称，汉译字面意思是「静虑」，是印度古代各种教派奉行的静坐思考的修行方法。

起初释迦牟尼强调的「禅」是以追求涅槃为目的，静坐思考是一种修行的行为，但没有发展出对应的佛教教派。

南北朝时期，西域僧人菩提达摩在中土创立的汉传禅宗和原先的印度禅学并不是同一回事。

禅宗并不重视其教义的系统性，其教义包含了大乘佛学的中观学派和真常学派，同时又深受中华文化影响。

禅宗的修行方法强调个人的修行以及神秘经验，以个人的「悟」为修行重点。

一开始的第一代宗师达摩到第五代宗师，都是以《楞伽经》来讲佛教教义和实践，直到唐朝的第六代宗师慧能和尚以《金刚经》作为正宗经典，禅宗才产生了革命性发展。

从慧能和尚开始，修行禅宗的方法以「定、慧」为根本，强调「禅定」和「顿悟」是同一回事。

慧能提倡修行时的「顿悟」，不需要纠结于复杂的文字，所以用字句简单的《金刚经》替代了《楞伽经》，其目的是简化修行流程，单刀直入直指人心。

「禅宗」的这种简化改革其实和「净土宗」只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内涵都是一致的，就是简化修行流程，使得佛教平民化、普及化，有点类似于欧洲的基督教宗教改革时，新教的马丁路德提倡的人人都能直接与上帝对话的思路。

「禅宗」的教义很简单：悟道在于个人的内心，心能不能静下来，能不能悟到佛法，跟一个人是否出家和是否看佛经没有关系。

从慧能开始，禅宗广为流传，唐后期发生会昌灭佛活动，佛经大量流失，不依赖佛经的禅宗反而能迅速成位中国式佛教的主流。

从《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到慧能的「顿悟」，中国式佛学算是成熟了。

禅宗的基本教义有三点「不依经论」「定慧不二」「见性成佛」，文言词汇看上去难懂，拆开来看就容易理解。

「不依经论」很好理解，就是佛经根本就不重要，个人的内心去领悟就可以了。

「定慧不二」是指佛教原先的「戒、定、慧」修行方法中的「定」和「慧」，「定」是禅定，「慧」是顿悟，禅宗认为这两者其实是同一个东西，不能禅定就不能顿悟，不能顿悟就不能禅定。

「见性成佛」是指只要认识了自己的本心，见到自己本来的本性，实现顿悟，就可以成佛。除了顿悟，佛和普通人没有区别。

其实这就是是已经完全是被中国化了的教义，其完全是从道德向善的出发点来理解佛教。

道德的向善是一个人依靠自由意志就能做到的，不需要依靠读佛经就能达到。

个人自由意志向善需要凭借定力也需要智慧，禅宗认为这两者是同一个事物。

达成道德的完善也只是在个人自由意志的一念之间，顿悟了就实现了。

可以说心性论佛学就是将佛教原本追求的解脱视为道德追求向善的目标，「只要道德向善，就能获得解脱」，这就是中华文明的道德价值消化吸收了印度文明的解脱价值后的结果，禅宗便是这一结构纯粹的表达。

正因如此，到唐代中后期，天台宗和华严宗的影响力都不如禅宗，其他宗派也更不用说。

2. 中国式佛学与印度佛学的区别

中华文明的道德价值对于印度文明的解脱价值的消化，其实也不复杂。

儒家的价值是道德向善，魏晋玄学出现了对儒家价值的逆反，士人对「道德的向善」的追求转向了道家的对「无为、自然」的追求。

在佛教传入之后，经过本土化改造，「唯心的虚无主义」的追求解脱的印度佛教，其修行过程变成了儒家的「道德向善」，而「解脱」变成了道德向善修行的目标，于是产生了中国式佛教。

原先的「唯心的虚无主义」的印度佛教认为个人的自我是十二因缘产生的虚幻假象，个人的修行是为了摆脱这种苦难，最终达到与作为唯一真实的普遍主体「真如」合二为一。

这个普遍主体有点类似中华文明里的非人格化神的「天道」概念。

印度佛教强调「虚假的个别自我」和「真实的普遍主体」之间分得很清楚，二者的关系和区别产生了佛学流派的各种理论和关键点，而中国式佛教并不强调这一点，中国是佛教淡化了这个「普遍主体」的概念，而强调了个人向善的意志，提出人人皆可成佛，这与儒家的道德主体具有重合性。

印度佛教认为此世是痛苦无意义的，追求的是彼世的解脱，而中国式佛教在中华文明的「常识合理」传统的影响下，追求的价值是在此世的。

3. 对儒学的冲击

从南北朝后期到隋唐，越来越多的儒生意识到，只有恢复中断近千年之久的孟子心性论，才能抗衡日益笼罩中国文化的佛教势力。

韩愈就说过，孟子死后，从秦汉到隋唐，儒家道统一直是中断的。

汉代虽然确立了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汉代官方确立的儒学是讲究天人感应的「宇宙论儒学」，是一种已经失效的迷信，而不是韩愈所讲的孟子的「心性论儒学」。

东汉灭亡后，大一统帝国分崩离析，玄学、佛教和道教先后兴起，从理论和士人修身两方面质疑、挑战儒学。

一直到南北朝后期，随着「常识合理」传统和「心性论佛学」的成熟和大普及，中唐以韩愈、柳宗元和李翱为代表，产生了复兴孟子心性论为儒家道统的意识。

在中国式佛学中，将个别自我和普遍主体视为同一种事物，是一种和印度佛学很不一样的事物。

后来儒学的理学中有一派有「天心」的说法，表示充满天地的普遍的道德意志，这一概念师承心性论佛学的普遍主体，表面上和汉代宇宙论儒学类似，但又可以避免天人感应的迷信。

4. 隋唐的儒释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帝国分崩离析，世家、豪强、门阀掌握天下，但儒学并没有中断，只是从官学后退到家学的领域，给魏晋玄学留出空间。

孟子在先秦提出心性论儒学时，尚未有大一统帝国，因此也没有于此理念对应的政治理论实践。

汉代建立了家国同构的大一统帝国，但实行仁政的正当性来源于「宇宙论儒学」，儒生通过为皇帝服务来维系家国同构的大一统国家运作。

两汉四百余年，宇宙论儒学走偏了道路，沦为彻底的迷信。

从东汉末年到南北朝的数百年间，在宇宙论儒学失效、不可欲的情况下，魏晋玄学盛起，道教也兴起，而佛教后来居上，中华文明正式出现了「儒、释、道」鼎立的局面。

东汉解体一直到隋唐帝国建立前，儒学思想家的思想混杂，著述中大量使用佛教术语。

例如梁武帝时重要的经学家皇侃就使用僧肇的「般若无知」来论述儒学的「圣人无知」，这个词的意思其实类似于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表示圣人的智慧不是世俗理解的智慧，而是一种真正的智慧。

到南北朝后期，中国人接受了佛学中「普遍主体」的概念，儒生将此重要观念作为君主行仁政的基础，于是出现了类似苏绰《六条诏令》中「治心为治国之本」的政治思想。

隋唐重建大一统的家国同构帝国之后，唐太宗指定孔颍达的《五经正义》为官方修正本，儒学成为唐代官学。

而这本《五经正义》继承了经过玄学影响的南朝学术传统，其论述结构既包含玄学的有无之辨，又包含了佛学认为存在的不可分别的、唯一真实的普遍主体。

也就是随着中国式心性论佛学的普及，儒生把来自佛学的「普遍主体」思想移植到儒学政治思想中，于是出现西魏包容佛、玄、道思想的《六条诏令》和唐代作为官学的《五经正义》。

而此时，也就是隋唐帝国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格局仍然是「儒、释、道」三足鼎立，儒家道德意识形态仍未重建完成，「常识合理」思想传统并未完全消化佛学和道家思想。

5. 常识合理与入世转向

隋唐时期「常识合理」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我们在《华夏 | #12 玄学流派与常识合理》中讲过，魏晋玄学对于「自然」思想的演绎，形成了中华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传统「常识合理」。

什么是「常识合理」？

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是这样」。

因为这是常识，所以它是合理的。

因此称为「常识合理」。

它是一种对于因果链条的斩断，不再继续追问进一步的原因，而将原因终结为符合「自然」的「常识」，然后推出命题的合理。

这是一种潜藏在中华文明群体里的思维模式，影响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前进路径。

「常识合理」对于中国式佛教的影响主要有三点。

一是将对于「普遍主体」的追求转化为个别主体，使中国式佛教成为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心性论宗教。

二是遏制了士大夫的价值追求从此世转向彼世，使得中国式佛教的追求仍然停留在此世。

三是形成了具有入世特点的禅宗，成为中国本土佛教的主流形态并迅速发展。

中国式佛教其实就是中华文明的「常识合理」思想传统消化印度佛教的结果。

「常识合理」对心性论佛教的塑造，不仅使禅宗和印度佛学形成了巨大差异，也和日本禅宗拉开距离。

「常识合理」认为死亡是常识，对儒生来说，成仙成佛（印度佛教概念上的佛）没有太大意义。

禅宗的顿悟有着使「印度佛教对彼世解脱的追求」世俗化的倾向，顿悟也可以成为儒生的修行方式，使他们在现世的道德修行实践中追求内心的解脱。

禅宗文献《五灯会元》中有个「野狐禅」的故事，其中一个和尚因为回答「大修之人不落因果」而变成狐狸，百丈禅师将其改正为「大修之人不昧因果」，狐狸听后顿悟，得到解脱。

「不落因果」是指人通过修行可以跳出因果轮回而成佛，这是印度佛教的原始观点。

「不昧因果」是指不管你跳不跳得出轮回，修行是为了不被因果迷惑。

这就是佛学的一个基本立场的变化，把印度佛教舍离此世追求彼世的解脱，改变成中国式的追求此世精神的解脱。

这一内涵的转变就是受到了「常识合理」的影响。

中华文明的「常识合理」思想模因核会视死亡为常识，人总有一死，但你可以在此世追求解脱，因此实现了佛教的「入世转向」。

禅宗的入世转向，对士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学佛修行不一定需要出家，读书人也可以边读圣贤书边修佛，修佛也不一定是为了死后成佛，追求此世的精神解脱就行了。

这是从印度佛教转向中国式佛教的一个重要变化，其中背后隐藏的就是中华文明「常识合理」的思想传统。

「常识合理」对心性论佛学的改造，对此后中国思想的发展非常重要。

常识合理在消化了心性论佛教之后，重新塑造了儒家道德意识形态。

当儒学最终消化了佛学，成为建立在常识合理之上的观念系统，宋明理学也就成熟了。

（本章节完，敬请期待下一节）

By HW君 @ 2019-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