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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HW君

0. 隋唐与佛教

中华文明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后，隋唐重新实现大一统，再次建立起家国同构的强盛中华帝国，儒学又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隋唐时期，儒、道、佛同居文化的主导地位，而伊斯兰教、袄教（波斯的拜火教）、景教（基督教的东方亚述教会）和摩尼教（明教）都能够立足和发展。

隋唐虽然能够以儒学重新建立家国同构的统一帝国，但后来唐代的佛教势力发展到全面影响帝国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的地步，以至于唐武宗要发动著名的「会昌灭佛」运动，以打击佛教在中国的势力。

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是消化佛教的结果，佛教早已融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不了解佛学，就无法理解唐代思想和宋明理学，也无法理解清代乃至当今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华文化融合佛教和复兴儒学的历史过程，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印度佛学的传入和广泛传播，华夏人民接受了佛学的「普遍主体」观念。

第二阶段是中国式佛教宗派的开宗及兴盛，全面影响了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同一时间，在「常识合理」观念支撑下儒学的道德传统意识的复兴，这两个方面造成了儒学和佛教之间的冲突和对抗。

第三个阶段是在「常识合理」的支配下，完成了心性论儒学和佛教修身方法的整合，儒学发展成为「程朱理学」的新形态，它标志着文化融合的完成。

梳理中国哲学史，必然绕不开「印度佛学」和「中国式佛教」。

其中「印度佛学」指印度的佛教哲学，而「中国式佛教」指中华文化独特的道德哲学思维模式吸收消化印度佛学后演化出来的一套追求此世价值的宗教系统。

1. 印度文明的解脱

我们再回忆一下《华夏 | #3 世界文明的四种形态》中的四种文明模式：

印度文明对于「解脱」的追求和中华文明对于「道德」的追求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依靠个人内部修炼去追求终极价值。

在《箭喻经》中，佛陀用一个中了毒箭的人来比喻「解脱」。

有个人中了毒箭，痛苦不堪，马上就要死了。

但这个人不断追问，箭是谁射的？是个婆罗门还是刹帝利？他为什么要射我？他穿什么衣服？拿什么弓？

佛陀问，这些问题有意义吗？你都快死了，你痛苦不堪，你应该赶快拔掉那支箭才对啊。

在《箭喻经》中，佛陀批评的是这样一种态度，也就是把弄清楚真相或知识，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这恰好就是古希腊文明以认知求真为人生意义的终极价值追求。

在印度文明的佛学看来，追求此世的知识对个体生命并不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像中箭的人来说，你首先要把箭拔出来，然后还要真正懂得如何面对死亡，免于对死亡的恐惧，然后你才能成佛，得到解脱。

如果是一个古希腊文明的哲学家，那么即使他中了毒箭，将要死去，他仍然会执着于追求知识，弄清理性的真理。

如果是一个希伯来文明的基督徒中了毒箭，并且快要死了，那么他面对死亡时会做什么？他会祈求上帝的救赎，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救助。

一个中华文明的儒生在中了毒箭，快要死去的时候，他会回想自己这一生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道德，有没有什么事情愧对家人，愧对朋友，愧对列祖列宗。

印度文明的佛学认为这个世界是苦的，不值得留念，人们追求的价值在彼世，而不是痛苦的此世。

但如果一个中国人看破了政治的虚伪，认为荣华富贵、功成名就不值得追求，那么他也可以退出江湖，像道家的老庄那样活的逍遥洒脱，但他们追求的价值仍然在此世。

虽然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所追求的终极价值都在个人内部，但对于追求的价值在彼世还是此世，就成了区分印度文明解脱宗教和中华文明道德传统的不同之处。

印度宗教流派很多，教义差别也很大，但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依靠自己的修行，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

而传入中国的印度佛学，经由魏晋玄学的接引，在与儒家重此世的道德价值追求融合之后，形成了追求在此世的中国式佛教。

印度文明对苦难产生的根源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欲望」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主观痛苦」，只要消除了欲望，就可以摆脱痛苦。

另一种是不能由自己选择的、外部造成的，例如生老病死这样的「客观痛苦」，这些客观痛苦跟欲望没有关系，印度婆罗门教等把这种苦难看作是客观的，并且把宇宙看作是由不同的解脱等级组成的世界，每个人的此世是生活在某个固定等级上，这就是种姓制。

由此推导出来的解脱方法就是，除了那些从事不洁职业的低等级种姓外，其他种姓的人只要遵守你所属种姓的戒律和不断修行就能获得解脱，死后投胎转世，将不再堕入苦海。

这种婆罗门教的教义就代表了印度早期解脱宗教的基本面貌。

大约公元前五六世纪，印度出现了一个哲学家乔达摩·悉达多，他「成佛」后被称为释迦牟尼，意思就是出身于「释迦族」的大彻大悟的人，被尊称为「佛陀」。

释迦牟尼把欲望得不到满足的主观痛苦和生老病死的客观痛苦统一起来，提出了一套解脱哲学，这个就叫做「佛陀悟道」，释迦牟尼最后创建了佛教。

关于佛教的展开略微复杂，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详细探讨。

（本章节完，敬请期待下一节）

By HW君 @ 2019-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