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 | #31 理学的僵化与实学的兴起

 文 | HW君 


1. 理学的僵化

早在明朝中后期,政治秩序不断溃乱,社会风气日益糜烂,士人已经意识到程朱理学的僵化和心学的空洞,令士人缺乏治理能力,难以承担治国平天下的责任。

明朝末期,政治变得黑暗腐败,李自成起义军大乱,满族军事强权又崛起于东北,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

而此时的儒生却仍然深陷于党争恶斗,不能自拔,或沉溺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心性辩论,忘乎所以。

当时游学会讲的风气大盛,名儒四处讲学,沉迷于争论理学两派的是非高下,动辄有数千的粉丝相随,丝毫不逊色于今日的追星族。

康熙进士张烈在明朝灭亡时二十多岁,他以亲身见闻指出「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理学需要为社会混乱和士人治理能力低下负责任,对明朝灭亡负责,这几乎是当时儒生的共识。

不仅是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也是,清代儒生颜元就指出明末士风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里的以死报国并非褒义,是指士人平时不用心治理国家,等到危难到头了就干脆一死报国,是一种不负责任。

其实明朝灭亡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天灾、经济生产力、外敌等,但明清换代之际的儒生普遍认为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需要为明朝灭亡负责。

而宋元换代之际这种观点就比较少,儒生大多则认为南宋灭亡是因为打不过强大的蒙古骑兵。

明末清初儒生对于理学进行了一系列反思,其中矛头便指向了理学的「空谈心性」上。

因为理学其实就是儒学消化了佛教之后的产物,王船山(王夫之)认为理学掺杂了佛学,才会送刚健有为堕落到空谈心性;黄宗羲也认为,理学的「儒释之淆乱久矣」误国。

 

2. 打掉天理

理学中,无论是程朱理学的「性即理」,还是陆王心学的「心即理」,都有一个形而上的天理境界层面。

这个形而上的理,是理学各派系整合各自观念系统的中心,也是儒生修身实践追求的目标。

明朝中期之后,气论哲学开始兴起,到了明清换代之际,气论哲学成为反思、粉碎理学形而上境界层面的理论武器。

气论哲学否定了理学的「理在气先」,提出了「理在气中」,开拓了儒学理论发展的新方向。

宋明时期的儒生都特别喜欢辩论,动辄有成千上万的讲学辩论场面,哪怕国家快亡了,还在坐而论道,认为辩论天理的意义更为重要。

而粉碎了理学形而上的天理之后,中国人对于印度文明的思辨玄想的兴趣就不那么大了,认为儒生修行就不应该把佛教的那套方法带进来,不应该去静坐冥想天理。

在明代中后期,理学受到质疑,在后定天理之后,儒学出现了两大思潮,一是「以礼代理」,二是「经世致用」。

「以礼代理」就是用礼仪,也就是具体的道德规范来代替天理中的理。

一旦儒生普遍接受这种新观念,那么修行就不需要去冥想或者致良知,去领悟那个缥缈的天理境界,而是直接实践儒家伦理规范的礼,这一脱虚向实的过程就是「经世致用」。

明末清初,「经世之学」「考据学」和「格致之学」兴起,这些都可以统称为「实学」。

 

3. 经世之学

「经世致用」的意思是指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效果。

明末清初,不管哪个学派都会讲经世致用,以反思理学的空谈误国,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颜元等。

顾炎武反对理学的空想谈玄,认为只有经过实地调查研究,才能了解「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为此他北游二十余年,走遍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数省的山川河流。

与顾炎武的重视调查研究不同,另一种是被梁启超称为实践主义的修行方式,其代表人物是颜元。

宋明儒生纠结于「性即理」还是「心即理」,颜元年轻时也是沉迷于理学义理,到三十五时他认识到「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

颜元应邀主持河北肥乡县漳南书院,提倡文武兼修,书院的课程完全是根据他的实践主义来设置,分了很多科目,据说当时还有一架望远镜。

并且颜元在书院大门东西两侧分别设立了两个学斋,东边的「理学斋」专教静坐和理学,西边的「帖括斋」讲授八股文,这两者均是颜元所痛恨的,设立在这里就是用来批判的,当做反面典型。

简而言之,在明清之际的思潮大转向影响下,出现了一批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儒生,他们大胆实践自己认为正确的经世之学,一扫宋明以来空谈虚讲的风气。

清代以后,儒生告别了玄思,变得更加注重实用。

 

4. 考据学

程朱理学对天理的领悟有两种途径,一是「格物穷理」,二是学习儒家经典的「明经」。

一旦打掉了「天理」这个虚的层面,那么「格物穷理」和「明经」两个实的层面就得到发展。

在天理层面存在时,明经是学习儒家经典,静心冥想体会它与天理的一致性。

而当天理层面破除后,取代虚的冥想的是实的严格审视经典的真伪,以了解经典的准确含义,由此开启了清代学界主流的考据学潮流。

因为一旦破除了以天理作为道德的最高的形而上根据,儒学经典本身就成为了最大的权威,而经典文本的真伪就变得重要,其次对文本字句意义的理解也必须要正确。

由此考据学应运而生,并壮大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

顾炎武主张回到汉唐儒生所重视的经学研究,他批判「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提出考据学的纲领「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

顾炎武并不是为了考据而考据,而是要正本清源,清理佛教对儒学的影响,批判心学空谈心性,他开出了经学考据的新学术方向,被尊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宗师。

在这一宗旨下,出现了考据质疑理学的思潮。

清代两位考据名家阎若璩(qú)和胡渭的研究证明,千百年来历代大儒使用的儒家经典,可能是靠不住的,在当时非常具有震撼力。

阎若璩花了三十年的时间写出的《尚书古文疏证》,证明《古文尚书》是后世的伪著,梁启超曾称赞阎若璩是「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胡渭写了十卷《易图明辨》,理清了宋代以来的易图,他指出,六十四卦二体六爻就是《易》之图,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易图了。

胡渭说「凡为易图以附益经之所无者,皆可废也」,像朱熹写的《周易本义》卷首的九图,都不是《易》原典所有,都是后来捏造的。

这些考据意义重大,足以动摇作为官学的程朱理学的基础。

凌廷堪在考据了《论语》和《大学》等儒学经典后得出「皆未尝有理字,徒因释氏以理事法界,遂援之而成此新义,是以宋儒论学,往往理事并称」。

也就是说儒家经典中并没有出现「理」字,这个词是从佛教那里援引过来的,宋明儒生建立理学体系时,糅合了不少佛教的理论去重新解释儒学经典,走偏了道路。

有许多史学家就骂朱熹骂得非常厉害,像劳思光就指出朱熹用的儒家经典大多很不可靠,好多是伪经,甚至有刻意改动经典的情况。

考据的目的是要辨明经典文本的真伪和准确意义。

清代考据学遵循以下两条原则,第一是重文本,无信不征,考据经典文本的字词,孤证不足以信,先要从文本上下自证其意,再参考验证同时代的其他文献,作为旁证。

第二是文本越早,越接近孔孟时代,就越接近圣人原意,这其实就是误入了另一个歧途,跟基督教唯圣经至上或伊斯兰教唯可兰经至上的迷信没有太大区别。

考据学占据清代学术主流长达二百年,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但反对浮夸学风,重求知、求证,反对虚言文风,提倡朴实说理,被不同学派的学者共同遵守。

因此,考据学也被称为朴学

清代考据学内部有一个「汉宋之争」。

所谓宋学一派,其考据特点是重辨析义理,承袭北宋二程的「先识义理,方始得经」的治学路径。

而汉学一派,则以汉儒经说为正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

汉宋之争,是在穷经还是进德、是重训诂还是种义理两个层次上的争论。

考据学中的汉宋之争一直持续到清末,导致了考据学内部的分裂和学科的分化。

考学中有两个相对立的典范,一个是戴震,考据做得非常细致,另一个是章学诚,跟戴震相反,他考据是先立想法再考据,没有戴震做得那样准确细致。

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目标是「史学经世」,即考据学的作用是为了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效果。

庄存与则不满考据学深陷于繁文碎辞,他提倡沉寂千年之久的今文经《春秋》公羊学,强调研究《春秋》应突出其政治意义。

庄存与说,学习春秋要发扬其微言大义,用来规范民众的是非观念。

在当时,章学诚和庄存与两人的学术影响力不及戴震,但到晚清,儒学为了应付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史学经世成为潮流,今文经学也大放异彩,经龚自珍到康有为,成为了「托古改制」的思想资源。

关于今文经学的相关阅读:

华夏 | #9 汉代儒家的经典文本

清代的考据学成就斐然,两千多年来,经典及相关著述堆积如山、杂乱无序,统统经过清儒的严格审视,分辨真伪,校勘文本,辨音释意,梳理源流。

除了考据经典之外,还旁及几乎所有古典文献,对传世文献来了一个大清理。

正是缘于这一大清理,不仅梁启超这一代人很感谢他们整理了较有系统及可信的书目和文本,今天的学人也受惠于此。

 

5. 格致之学

程朱理学对天理的领悟有两种途径,一是「格物穷理」,二是学习儒家经典的「明经」。

一旦打掉了「天理」这个虚的层面,那么「格物穷理」和「明经」两个实的层面就得到发展。

其中「明经」这个层面就走向了考据学,而「格物穷理」就走向了格致之学

明末清初,士人打破了「天理」这个形而上的层面,将格物穷理落到实处,除了推动着经世致用的思潮,还迎来了第一次西学东渐高潮。

士大夫对西方各种科技知识表现出极大兴趣,大约在此时,开始用「格致」翻译Science,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历算、军工制造、声光化电等,统称为「格致之学」。

格物致知原本是儒学的修行方法,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简称,目的是理解儒学的天道,追求道德的完善,并不像古希腊文明那种对理性知识的追求。

例如明朝的李时珍谈《本草纲目》意义在于「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可裨《尔雅》、《诗》疏之缺」,也就是李时珍研究草药是为了考究解释其特性,用来补充《尔雅》和《诗》中的缺漏,是儒学格物理解天理的一种方式。

著有《农政全书》,翻译《几何原本》的徐光启,虽然信奉了天主教,但仍然认为儒生对格物穷理的追求,可以囊括西学的数学、天文历法和各种有形物质的研究。

著有《开方说》的李锐,在方程理论上有原创性发现,但当时人们最看重的是其经学意义。

戴震认为历法推算新发现的意义,在于加深对经学体系的理解。

章学诚说「道无不该,治方术者,各以所见为至」,也就是治方术是为了求儒学的道。

儒学作为政治、社会和文化正当性根据的地位没有动摇,士人的修身穷理、求知习艺,以及清初和清末两次西学东渐高潮中接受的西方科学知识和技艺,统统可以在儒学的「格物穷理」和「经世致用」中找到合理性根据,所以西学知识也被称为「格致之学」。

十七世纪西方现代自然科学与清代考据学几乎同时开始起步,不得不说有个遗憾。

清代考据学的求真精神与西方科学有点类似,但研究对象有所不同。

中华文明儒生的思维一直被陷于「道德」的大框架里,清儒研究考据故纸堆,而牛顿用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界,这导致中西科学发展的巨大差异。

科学是排斥「自由意志」的,科学有稳定的知识积累,可以被严格地研究。

道德是包含「自由意志」的,涉及一系列多人的互动博弈,只存在一层一层地叠加博弈的复杂度,以达成共识。

因为孔子是道德圣人,所以孔子说的话全都是对的,这种观念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错误。

但万有引力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不为任何人的自由意志而转移。

中华文明几千年思想的最大误区,就是没有处理好「自由意志」的概念。

(本章节完,敬请期待下一节)

By HW君 @ 2019-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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