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 | #27 王门左派与明末思想解放

 文 | HW君 


1. 心学的分系

王阳明把自己的思想归纳为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也被称为「阳明四句教」。

其大概意思就是指自由意志的原本是没有善恶之分的,自由意志产生想法才导致了善恶的分化,「良知」就是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去实践这个善消除这个恶的过程就是「格物」。

「阳明四句教」表达了心学两个层次的结构:心的本体和良知自然涌现。

这四句话也被称为「天泉证道」,天泉是绍兴天泉桥。

嘉靖六年(1527年)秋天,在如何理解心学和修行问题上,王阳明的弟子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与后来王学分派有关。

王阳明有两个学生,一个叫王畿( jī ),一个叫钱德洪,两人都同一四句教中的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但王畿认为,如果第一句话成立,那么后面三句提到的「意、良知、物」都应该也是无善无恶的,才能说得通。

王畿的推理是,「心之体」是自然存在的,「意」是「心之体」的自然呈现,以此类推,那么「意之动」、「良知」和「格物」都是无善无恶的。

钱德洪则认为老师说的话一字都不能改,人如果不在「意」、知善恶的「良知」和为善去恶的「格物」上修行,就不能了解并求得那个无善无恶的「心之体」了。

他们两人吵了很久,争执不下,就回去请教王阳明,恰好那天王阳明第二天要出门,当晚在天泉桥上作了回答。

而王阳明的回答是标准的中式和稀泥回答,他说两人的争论涉及他的学问要义了。

他提倡王畿要多下钱德洪的工夫,钱德洪要领悟王畿讲的本体。

王阳明说,王畿从「心之体」推到「意、知、物」都是无善无恶的,在他看来适用于「有利根之人」修行,而钱德洪坚持他的四句教,是针对大多数中等悟性或以下之人,是「为其次立法」。

也就是在王阳明看来,「心之体」属于无善无恶的形而上层面,对于悟性高的人,只要悟出「心之体」是无善无恶的,就修行有所成就了。

但对于道德本来就不纯粹的人,习性遮蔽了良知,不好的习惯成了自然,显现出来的「意」不一定是「良知」,所以需要抓紧工夫继续修行。

而在本站看来,这种和稀泥的方式,得出来的结论其实没有任何营养,虽然道德哲学(伦理学)本身的特点就是没有定论,只能达成暂时的共识,不像自然哲学(科学)一样拥有稳定可积累的知识,但治学不严谨、概念含混不清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历来士人的通病了。

本站认为表达出来的文字应当像计算机编程中的程序语言一样,虽然也不必像哲学流派中的「分析哲学」那样苛刻,但关键的概念一定要严谨,A就是A,B就是B。

王畿和钱德洪对王阳明的四句教理解的分歧,涉及到「心之体」的「意之动」,也就是「自由意志的活动会不会自然地产生良知」,这一分歧导致了后来阳明心学的分化。

在明代中后期,理学内部的两大派系中,作为官学的程朱理学日益僵化,渐渐失去人心,而新兴的阳明心学则风行大江南北。

阳明心学后来的分系比较复杂,王门左派强调了人人皆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可以向善,自由意志向善就是「良知」,认为「良知」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从而推论出多元的道德标准,打破道德精英主义,引发了明末思想的大解放。

 

2. 王门左派

明末,「阳明学」及阳明之后的各路学派非常流行,带来思想的解放,异端学说也是无奇不有。

其原因就是阳明心学讲的「致良知」中,对于「什么才是良知」的定义具有主观性

从孔子、孟子讲义利之辩起,儒家主张「义」不是「利」,极力区别个人的私利(利)和普遍的善(义),孟子甚至说「舍生取义」。

儒学发展到理学形态后,程朱理学的「性即理」认为「天理」是独立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在外部的普遍之理,其修行模式就是「穷理尽性」,只有观察研究身外之物的道理(格物)和读书才能弄明白天下事物的道理。

陆王心学的「心即理」则把孟子的性善论发扬光大,认为「天理」在于每个人内部的「自由意志」就能领悟得到,只要向内追寻良知就能求得真理。

阳明心学后来的学派进一步简化了对良知的理解,把人的求利动机和需求都看作是现成的良知。

这样把个人当下的感受和自然情感都视为「良知」的涌现,就完全抹去了善恶的分别,掉入一种唯心的虚无主义中。

由于不同人认为的善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是不能互相沟通的,于是每个人当下的感受和自然情感都可以当作良知,当作是对的,这样就带来了道德多元主义和思想的解放。

这种思想解放,在我们看来其实有点像道德哲学版本的「后现代主义」。

提及后现代主义的延伸阅读:

这样的思想解放的确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它在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走向死胡同时,提供了另外一条思想解放道路。

在王阳明之后,王畿所在的泰州学派是王门左派的代表,其把致良知推进到极致,得出了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看做是致良知,甚至推理出和孔子孟子相反的说法。

例如孟子讲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而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从「致良知」推出明哲保身也是「良知良能」。

同为泰州学派的罗近溪提倡「赤子良知」,做事不拘谨,认为道德是个人生命力的表现,人坐着唱歌、肚子饿了吃饭、困了睡觉,都可以算做是「致良知」。

在修行问题上,阳明曾讲过凡是圣人都可以致良知,也常与他的弟子谈论「满街都是圣人」的问题。

王阳明始终不能摆脱知识分子的精英倾向,但后来的泰州学派的王艮、王襞父子,则提出「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打破了王阳明心中的精英主义和对劳动者的优越感,认为一个大字不识的贩夫走卒从他们日常所作所为也能够悟道、致良知,成为圣人。

我们讲过这种思想其实是消化了佛教的禅宗的结果。

王门左派其实很像佛教禅宗里的「狂禅」,左派的狂,表现在他们提出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做出反社会的特异行为。

王门左派的极端者,例如泰州学派的何心隐,曾按照《大学》修齐治平的原则,在家乡江西永丰设「萃和堂」,创立小社群生活,大家吃大锅饭,互通有无,简直是小型乌托邦,被官方视为妖人,成为思想犯,最后被官方用刑杀害。

而李贽则更有名,他认为孔子孟子的传统儒学是「异端」,大力抨击程朱理学,曾当官二十年,但因受不了约束而辞官,又信了佛教但不遵守佛教戒律,读书立论十分大胆,官方和社会容不了他,最后七十六岁在狱中自杀身亡。

 

3. 阳明心学的问题

王门左派把王阳明的精神发展到极端,固然有反权威、反专制的叛逆精神,但也表现了一种「唯心」的傲慢,这和后现代主义的弊病一模一样。

王门左派以为只要「致良知」了,就符合道德了,能够占领道德的制高点。

但实际上我们讲过,道德是一种在多人社会里存在的多人偏好,是一种需要得到广泛承认的规范共识,绝对是单独个人就能达成的。

王门左派中泰州学派的王艮、王襞父子主张的学说,在当时就受到当时号称王学正宗的江右学派的聂豹、罗洪等人的批判。

在聂豹、罗洪看来,泰州学派讲「自然情感呈现时,人的内心就能立刻辨别善恶」的理论,完全混淆了「良知」和人对情境的「感知」,这样的修行就像禅宗的顿悟一样。

罗洪认为世间绝对没有什么现成的良知,良知是需要花费非常大的工夫,才能了解到的,而不是现成可得的。

这一派江右学派主张在修行的道德实践上下工夫,才能领悟到良知的本体。

明末有非常多的大儒投入了心学内部的辩论之中。

简而言之,从北宋五子,到南宋朱熹形成了「性即理」的程朱理学,再到明代的王阳明形成了「心即理」的陆王心学及其后来的分系。

理学内部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修行方式,在道德这个大框架内形成意识形态争论,推动了儒学内部的分化。

下一节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宋明理学的全貌。

(本章节完,敬请期待下一节)

By HW君 @ 2019-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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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
Scott
2021-03-17 16:27

你至少告诉大家你“华夏”板块的内容是源自金观涛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一书吧。

QQQ
QQQ
2019-06-05 21:29

会讲王夫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