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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HW君

1. 心学的分系

王阳明把自己的思想归纳为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也被称为「阳明四句教」。

其大概意思就是指自由意志的原本是没有善恶之分的，自由意志产生想法才导致了善恶的分化，「良知」就是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去实践这个善消除这个恶的过程就是「格物」。

「阳明四句教」表达了心学两个层次的结构：心的本体和良知自然涌现。

这四句话也被称为「天泉证道」，天泉是绍兴天泉桥。

嘉靖六年（1527年）秋天，在如何理解心学和修行问题上，王阳明的弟子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与后来王学分派有关。

王阳明有两个学生，一个叫王畿（ jī ），一个叫钱德洪，两人都同意四句教中的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但王畿认为，如果第一句话成立，那么后面三句提到的「意、良知、物」都应该也是无善无恶的，才能说得通。

王畿的推理是，「心之体」是自然存在的，「意」是「心之体」的自然呈现，以此类推，那么「意之动」、「良知」和「格物」都是无善无恶的。

钱德洪则认为老师说的话一字都不能改，人如果不在「意」、知善恶的「良知」和为善去恶的「格物」上修行，就不能了解并求得那个无善无恶的「心之体」了。

他们两人吵了很久，争执不下，就回去请教王阳明，恰好那天王阳明第二天要出门，当晚在天泉桥上作了回答。

而王阳明的回答是标准的中式和稀泥回答，他说两人的争论涉及他的学问要义了。

他提倡王畿要多下钱德洪的工夫，钱德洪要领悟王畿讲的本体。

王阳明说，王畿从「心之体」推到「意、知、物」都是无善无恶的，在他看来适用于「有利根之人」修行，而钱德洪坚持他的四句教，是针对大多数中等悟性或以下之人，是「为其次立法」。

也就是在王阳明看来，「心之体」属于无善无恶的形而上层面，对于悟性高的人，只要悟出「心之体」是无善无恶的，就修行有所成就了。

但对于道德本来就不纯粹的人，习性遮蔽了良知，不好的习惯成了自然，显现出来的「意」不一定是「良知」，所以需要抓紧工夫继续修行。

而在本站看来，这种和稀泥的方式，得出来的结论其实没有任何营养，虽然道德哲学（伦理学）本身的特点就是没有定论，只能达成暂时的共识，不像自然哲学（科学）一样拥有稳定可积累的知识，但治学不严谨、概念含混不清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历来士人的通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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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畿和钱德洪对王阳明的四句教理解的分歧，涉及到「心之体」的「意之动」，也就是「自由意志的活动会不会自然地产生良知」，这一分歧导致了后来阳明心学的分化。

在明代中后期，理学内部的两大派系中，作为官学的程朱理学日益僵化，渐渐失去人心，而新兴的阳明心学则风行大江南北。

阳明心学后来的分系比较复杂，王门左派强调了人人皆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可以向善，自由意志向善就是「良知」，认为「良知」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从而推论出多元的道德标准，打破道德精英主义，引发了明末思想的大解放。

2. 王门左派

明末，「阳明学」及阳明之后的各路学派非常流行，带来思想的解放，异端学说也是无奇不有。

其原因就是阳明心学讲的「致良知」中，对于「什么才是良知」的定义具有主观性。

从孔子、孟子讲义利之辩起，儒家主张「义」不是「利」，极力区别个人的私利（利）和普遍的善（义），孟子甚至说「舍生取义」。

儒学发展到理学形态后，程朱理学的「性即理」认为「天理」是独立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在外部的普遍之理，其修行模式就是「穷理尽性」，只有观察研究身外之物的道理（格物）和读书才能弄明白天下事物的道理。

陆王心学的「心即理」则把孟子的性善论发扬光大，认为「天理」在于每个人内部的「自由意志」就能领悟得到，只要向内追寻良知就能求得真理。

阳明心学后来的学派进一步简化了对良知的理解，把人的求利动机和需求都看作是现成的良知。

这样把个人当下的感受和自然情感都视为「良知」的涌现，就完全抹去了善恶的分别，掉入一种唯心的虚无主义中。

由于不同人认为的善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是不能互相沟通的，于是每个人当下的感受和自然情感都可以当作良知，当作是对的，这样就带来了道德多元主义和思想的解放。

这种思想解放，在我们看来其实有点像道德哲学版本的「后现代主义」。

提及后现代主义的延伸阅读：

模因 | #7 边界在哪里

这样的思想解放的确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它在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走向死胡同时，提供了另外一条思想解放道路。

在王阳明之后，王畿所在的泰州学派是王门左派的代表，其把致良知推进到极致，得出了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看做是致良知，甚至推理出和孔子孟子相反的说法。

例如孟子讲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而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从「致良知」推出明哲保身也是「良知良能」。

同为泰州学派的罗近溪提倡「赤子良知」，做事不拘谨，认为道德是个人生命力的表现，人坐着唱歌、肚子饿了吃饭、困了睡觉，都可以算做是「致良知」。

在修行问题上，阳明曾讲过凡是圣人都可以致良知，也常与他的弟子谈论「满街都是圣人」的问题。

王阳明始终不能摆脱知识分子的精英倾向，但后来的泰州学派的王艮、王襞父子，则提出「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打破了王阳明心中的精英主义和对劳动者的优越感，认为一个大字不识的贩夫走卒从他们日常所作所为也能够悟道、致良知，成为圣人。

我们讲过这种思想其实是消化了佛教的禅宗的结果。

王门左派其实很像佛教禅宗里的「狂禅」，左派的狂，表现在他们提出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做出反社会的特异行为。

王门左派的极端者，例如泰州学派的何心隐，曾按照《大学》修齐治平的原则，在家乡江西永丰设「萃和堂」，创立小社群生活，大家吃大锅饭，互通有无，简直是小型乌托邦，被官方视为妖人，成为思想犯，最后被官方用刑杀害。

而李贽则更有名，他认为孔子孟子的传统儒学是「异端」，大力抨击程朱理学，曾当官二十年，但因受不了约束而辞官，又信了佛教但不遵守佛教戒律，读书立论十分大胆，官方和社会容不了他，最后七十六岁在狱中自杀身亡。

3. 阳明心学的问题

王门左派把王阳明的精神发展到极端，固然有反权威、反专制的叛逆精神，但也表现了一种「唯心」的傲慢，这和后现代主义的弊病一模一样。

王门左派以为只要「致良知」了，就符合道德了，能够占领道德的制高点。

但实际上我们讲过，道德是一种在多人社会里存在的多人偏好，是一种需要得到广泛承认的规范共识，绝对是单独个人就能达成的。

王门左派中泰州学派的王艮、王襞父子主张的学说，在当时就受到当时号称王学正宗的江右学派的聂豹、罗洪等人的批判。

在聂豹、罗洪看来，泰州学派讲「自然情感呈现时，人的内心就能立刻辨别善恶」的理论，完全混淆了「良知」和人对情境的「感知」，这样的修行就像禅宗的顿悟一样。

罗洪认为世间绝对没有什么现成的良知，良知是需要花费非常大的工夫，才能了解到的，而不是现成可得的。

这一派江右学派主张在修行的道德实践上下工夫，才能领悟到良知的本体。

明末有非常多的大儒投入了心学内部的辩论之中。

简而言之，从北宋五子，到南宋朱熹形成了「性即理」的程朱理学，再到明代的王阳明形成了「心即理」的陆王心学及其后来的分系。

理学内部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修行方式，在道德这个大框架内形成意识形态争论，推动了儒学内部的分化。

下一节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宋明理学的全貌。

（本章节完，敬请期待下一节）

By HW君 @ 2019-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