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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HW君

系列文章：

1. 缺乏正当性的大秦帝国

春秋战国列强争霸，秦国重用法家，采取了一系列严苛法令把大家族分解为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户籍制度，并发展出有效管理基层社会的郡县制度，形成了全国动员的能力，灭六国，最后一统华夏。

但秦王朝很短命，并没有如秦始皇所想的那样万世延续下去，二世而亡，且亡得很惨。

秦王朝灭亡后，汉王朝兴起，汉王朝继承了秦的郡县制度，但汉初不再用秦朝重用法家的那一套方法，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去搞全民动员。

汉王朝初期，统治者采用了道家和法家混合的黄老之术，一方面讲究国家要无为，放权给人民，让人民修养生息；另一方面也运用法家的统治工具来管理整个国家机构。

但黄老之术并不是长久之计，汉王朝初期可以选择「无为」，但随着经济增长，国家人口与社会规模增加，相应的统治方式也需要进步。

首先有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寻找统治者统治的正当性。

秦灭六国一统华夏，这个过程其实是最高暴力的寻锚。

春秋战国的征伐混战的结果，是诞生了秦王朝这个最高垄断的暴力。

但恐惧暴力虽然是一种共识，却是一种消极的被动共识。

即人民服从于秦只是因为恐惧秦的暴力，而非发自真心地信服，若一有机会，人民便揭竿而起，推翻暴力。

这即是大秦帝国缺乏正当性的问题，秦亡汉兴，汉王朝从刘邦到汉武帝的半个多世纪中，当权者一直在寻找论证其统治正当性的思想资源。

法家可以成为一套王朝管理官吏和百姓的工具，却无法为王朝论述政权的正当性。

道家的理论是无为和自然，即不需要刻意管理国家了，就能达到「小国寡民」的自然状态，但征伐战乱这么久流了这么多血才形成了大一统帝国，又怎么可以分裂回小国林立的局面？这样的小国假以时日是否又会重蹈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

而能够为汉帝国提供统治正当性的思想资源的，只有儒家一家。

在《华夏 | #4 先秦儒家思想的简述》中我们讲了孟子将道德政治化，发展出了一套仁政论，指出仁政是皇帝统治的合法性根据。

孟子将儒家原本以亲缘家庭为核心的思想扩大到政治领域，即「君王-人民」关系属于「家长-孩子」关系的扩展延伸，这奠定了中华文明政治体制的大家长式政府的传统。

在一个家庭之中，家长对于自己年幼的孩子几乎类似于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即家长拥有「垄断的暴力」。

但这不意味着家长就可以对自己的孩子肆意妄为，家长受到整个社会道德的约束，要其抚养孩子长大成人。

孟子将这种家庭中的「家长-孩子」关系扩展到政治领域，即将家庭的伦理道德政治化，即对于儒家来说，约束「国家」这个最高「垄断的暴力」的方式即是诉诸于道德。

「正当性」一词常常被称为「合法性」，但在历史上的中国准确来讲应该是「合道性」，即符合道德。

秦帝国暴政，不符合道德，所以灭亡；而汉王朝施行仁政，符合道德，所以受到百姓拥戴。

这样对于国家的共识就不再是消极被动的恐惧暴力，还有积极主动的拥戴信服。

2. 家国同构与国家的形成

儒家思想将「家长-孩子」关系扩展到「君王-人民」关系，即将「国」看成是「家」的放大，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发明，没有第二个大型文明像中国这样。

西方用「state」指称国家，「state」原意指状态，并没有「国是家的放大」这样的含义。

古希腊的国叫「城邦」，拉丁文是「polis」，词意是政治，因为城邦就是一种政治共同体，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就是政治（城邦）的生物。

而古罗马的国家名字是「republic」，意思是「共和国」，指公共事物，即国家是公共的事物。

只有中华文明把国和家放在一起产生「国家」一词。

每个人生下来就活在家族之中，服从以父权为中心的道德伦理，受到家庭规矩约束，这些规矩由家长执行。

国是由大量不同的家庭组成，在没有血缘的家庭之外，人们必须服从国家的法律（王法）。

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秦帝国的王法，只是用作统治工具的法家的法典。

而汉代的王法，则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作为儒家礼治补充的法令和政策。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家国同构」的政治体系，在家族范围内实行「家法」，在家族之外国家之内实行「王法」。

如果两个人之间有亲缘关系，属于同一个家族，当他们有冲突时首先按照家法的规矩来调解。

如果冲突严重，家族内无法调解，就告到官府，依照王法来处理。

同样的，汉代的《孝经》把父子关系的「孝」定义为人的自然本性，并提出「移孝为忠」的概念。

即是把家族领域内的「父慈子孝」拓展到国家领域，提出了「君仁臣忠」的概念。

所以汉代初期的几位皇帝提倡以「孝治天下」，正是出于家国同构的思想，将国看成是家的外延放大。

就这样，儒家思想就为了大一统帝国的正当性做出了理论支撑，把王朝的统治视为符合自然状态的「家庭」的外延，奠定了中华文明独有的「大家长式政府」的传统。

（本章节完，敬请期待下一节）

By HW君 @ 2019-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