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 | #12 玄学流派与常识合理

 文 | HW君 


0. 形而上学

魏晋玄学兴起的初期,士人以钻研并注释《易》《老子》和《庄子》来展开玄学论述。

其中《易》是最带有形而上色彩的儒家经典,《老子》和《庄子》是道家经典,道家本身就具有形而上特点,因此这三部书也被称为「三玄」。

所谓的「形而上学」从字面理解其实容易困惑,其英文名称「Metaphysics」则更好理解。

「Meta」是「在…之后」的意思,「physics」是「自然学」的意思,所以合起来有「在自然学之后」的意思。

该词原为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著作的名词,其中关于自然现象的作品归为一起,称为「自然学」,而把讲述超出自然现象的事物本质与存在、灵魂、自由意志等的各章节放在「自然学」之后,称为「在自然学之后」,后来被拉丁语注解家理解为「超自然学」。

Metaphysics」中文里的译名「形而上学」是日本哲学家根据《易经》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翻译的。

清末的严复则采用了「玄学」来翻译这一词。

我们在《模因 | #7 边界在哪里》里讲的这些各种XX主义就全部都属于「形而上学」讨论的范畴。

 

1. 无为与自然

玄学初兴时,魏晋人士会引用道家的言论来注释儒家,用道家的观点谈论儒家的道德。

道家思想中,《老子》的观点偏向于「无为」,而《庄子》的论点偏向于「自然」。

魏晋人士根据自己的偏好,会倾向于注释解读不同的道家经典文本。

而这两种概念有所差异,最后引导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形成玄学的「贵无派」和「贵有派」。

「贵」是重视,重要的意思。

「贵无派」认为「无」是天地万物的精神本源。

「贵有派」认为「有」或「自然」为天地万物的精神本源。

贵无派的玄学家主要有何晏和王弼,主要注释的是老子的言论,强调无和无为。

贵有派的玄学家主要有向秀和郭象,主要注释的是庄子的言论,强调有和自然。

对于老子的「无」「无为」思想的发展,为后来吸收融合印度文明的大乘佛学舍离此世追求解脱的「空」的思想做了铺垫。

对于庄子的「自然」的思想的发展,则形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常识合理」思想传统。

 

2. 贵无派与无

何晏是曹操的养子,从小与曹丕、曹植一起长大,其主要的著作是十卷《论语集解》。

何晏的特点就是引老释儒,用道家的观点来谈儒家的「道德」。

他重新解释了老子的无和无为,成为早期玄学「贵无派」的开创人。

何晏讲的无为和老子的侧重有所不同,老子的「无为」是一种行为,而何晏强调「无为」是「道」的体现。

何晏解说「道」本身无语无形无名,「无」就是「道」的本体,它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

而虽然「道」是无形的,但「德」是有形的,是可以实践的,合起来就是「道德」。

这样何晏就将道家形而上的无与儒家的道德实践融合在了一起,为士人的玄礼双修提供了理论依据。

何晏作为玄学领袖的重大理论贡献是,从此中华文明的道德论证就必须从形而上和道德实践两个层面来阐述。

而真正完成这一步的是王弼,王弼著《老子注》《周易注》和《论语释疑》,用「」来讲解何为「道」,认为「」是这个世界的本源,万物由无而生。

所以历史上把何晏和王弼都归为「玄学贵无派」。

玄学要引入否定儒家的道家无为思想作为新的价值,那么就必须解决儒家和道家的矛盾之处。

而王弼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做法是用「本体论」的方式将道家的「无」作为世界的本源,「无」 就是形而上的「道」的最高价值,而「德」是「道」的具体实践。

从那以后,「道德」就被明确分为「形而上基础」和「伦理规范」两个部分,用道家论述形而上基础部分,用儒家论述伦理规范部分。

即「玄礼双修」中的「礼」是在生活中落实儒家道德规范,「玄」是以道家价值的「无」作为抽象中的「道德」。

王弼的哲学论述逻辑和方法,也正是后来北宋构建理学的方法。

而一旦「无」成为抽象的道德,其体系还可以接引印度文明佛教的「空」的概念。

 

3. 贵有派与自然

侧重注释庄子的这一派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向秀,一个是郭象。

玄学发展到注庄子则突出「自然」,以自然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常识合理」思想传统。

先秦把人为造出来事物称作「伪」,是个中性词。

而在魏晋之后,玄学强调自然的合理,「伪」就变成虚假的东西,成了一个贬义词,与「伪」相反的「自然」才是好的。

向秀谈「自然」,自然是万物生来的那个样子和本性,既肯定万物自生、有性情,人的任自然也合理,从而肯定了在现实中追求荣华富贵和享乐是正当的,任自然和崇尚名利可以调和在一起,受到了那些既想要清高逍遥,又要维护现有秩序的高官名士的欢迎。

士人以追求自然来修身,还兴起了游山玩水的风气。

在玄学的发展中,追求「自然」与追求「无」不同,「自然」是一种「」,两者站在对立面。

而「贵有派」真正战胜「贵无派」的,是由郭象提出的「无」也是一种「自然」。

针对于玄学内部的贵无派和贵有派之争,郭象说无就是无,无不能生出有,有也不能生出有,万物的存在自然而生,本来就是那样,不需要再追问缘故。

于是郭象用「自然」封住了贵无派和贵有派关于万物生出的争论。

郭象在《庄子注》的序言中,讲到这样的一个总纲领「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

也就是往上知道并没有一个创世的创造者存在,往下知道万物自然发生。

可以说郭象让中华文明在追求此世价值,拒绝宗教的创世人格神的路上又迈了一步。

 

4. 常识合理

魏晋玄学对于「自然」的阐述,形成了中华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传统,那就是「常识合理」。

什么是「常识合理」?

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是这样。

因为这是常识,所以它是合理的,所以叫「常识合理」。

它是一种对于因果链条的斩断,不再继续追问更进一步的原因,而将原因终结为符合「自然」的「常识」,所以命题是合理的。

这几乎是成了一种潜藏在中华文明群体里的思维模式,由此影响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前进路径。

我们重新复习一下命题的两种发展路径。

常识合理」在价值命题领域里有助于形成广泛共识的「社会偏好」。

因为在「常识合理」下,个体会对某一种行为或观念进行是否符合常识的判断,如果他判定这是一种「人之常情」,那么就会认为

哦,大家都是这样的,这是人之常情,是合理的,可以被理解的。

在这样的一种「常识合理」倾向下,就容易产生更广泛的共识,进而演变为「社会偏好」,进而形成大一统的文化社会共同体

但在事实命题这一条分支里,因为「常识合理」是一种对于因果链条的斩断,所以会导致人们停止追问更深的为什么,只停留于现象的表面,从而使科学的发展停滞不前。

在科学史里常常看到一个现象,中华文明往往很早就意识到一些自然现象和过程,技术应用也挺发达。

但由于中华文明的思想传统不追究现象背后的解释,只是将现象归纳为常识,所以很难有科学理论上的发展。

 

5. 小结

魏晋玄学引入与「否定儒家」的道家思想,将道家与儒家融合,其终极价值追求也仍然还在此世的道德。

玄学追求的道德价值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另一种是「自然」。

玄学贵无派的对「无」的追求亲和印度文明的大乘佛学,令后来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

而玄学贵有派对「自然」的接纳,可以阻止由于佛教兴起导致中华文明视野舍离此世到彼岸的转向,并且由对「自然」的追求产生了中华文明特有的「常识合理」的思想特点。

这种「常识合理」有利于形成大一统的社会文明共同体,但对于科学的发展却有所阻碍。

(本章节完,敬请期待一下节)

By HW君 @ 201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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