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 | #19 唐代儒学面临的挑战

 文 | HW君 


1. 唐代的仁政

我们在《华夏 | #10 家国同构与儒家天下观》中有提到,政治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共识」。

秦王朝依靠垄断暴力建立起大一统的国家,但这种因为「恐惧暴力」而达成的共识,只是一种消极共识,人们只是一时屈服于暴力,而非真心信服,若有机会便揭竿而起,推翻暴力。

孔子给出的方案是用「道德」约束「暴力」。

即在一个自然状态的家庭中,家长对于年幼的孩子拥有几乎绝对的控制权,但是家长收到整个社会道德的约束,需要将孩子抚养长大成人,哪怕行驶一定的暴力权,也要用在教育孩子上。

将这种自然状态下的家庭模式外推到国家的构建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家国同构」,将「家长-孩子」关系扩展到政治领域的「君王-人民」关系中,为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寻求了正当性。

孔子奠定了这一基本框架,而孟子则明确指出了「仁政」是皇帝统治的合法性根据,将道德政治化,提出推翻不行仁政的君主是符合道义的行为。

而汉代儒家的科技树则点歪了,变成了一种讲究「天人感应」的迷信,皇帝的权威来自于宇宙论儒学,改朝换代和易姓革命也是以宇宙论儒学的天道循环为依据。

隋唐承袭六朝的「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重新将儒学视为官学,重新以「仁政」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来源。

现在提到唐代的朝廷政治,人们常常会想到唐太宗政治开明的「贞观之治」和武则天的「贞观遗风(也被称为「小贞观之治」),这些都被看作是仁政纳谏的典型。

唐代史学家吴兢写唐史《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太宗的治国理念,讲君臣关系,讲如何处理军事和经济等国家大事,其中「仁政」是全书评价人和事的标准。

唐太宗鉴于隋朝的短命,认识到「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提出了「专以仁义诚信为治」,以「仁政」为统治正当性来源。

《贞观政要》塑造了唐太宗行仁政、治天下的圣君形象,另一个突出的人物是敢于直言进谏的魏征。

魏征向唐太宗面陈谏议五十多次,谏言达数十万字,作为臣子,言辞极其激烈,有时候搞得唐太宗下不了台,但唐太宗反而对他尊重有加,魏征病逝,他亲往吊唁,痛哭自己失去了一面镜子。

实际上魏征是隋朝大儒王通的弟子,王通所创立的「河汾之学」在初唐时兴起,其以孟子的心性论和仁政王道作为该学派的宗旨。

如果以「君仁臣忠」的仁政标准来看,那么唐太宗是一个标准的好皇帝,而魏征就是标准的大忠臣。

但在后来的宋明儒生看来,唐太宗和魏征是「三纲不正」「无君臣之道」,这点我们以后再讲。

 

2. 仁政的博弈

唐代以「仁政」作为统治正当性,但任何制度时间一久就会出现博弈的漏洞。

孟子对于统治者正当性的说法是「君有大过则谏之,反复之而不停,则易位」。

那么,是否只要行仁政,谁都可以当皇帝,只要认为皇帝不仁,臣子就可以不服从,甚至取而代之、自立为王。

唐代的确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女帝武则天行仁政,符合王道的正当性,所以武则天可以称帝。

盛唐之际还发生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拥兵自立,占地为王,但只要对当地百姓施行「仁政」,就符合道义。

唐代皇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不稳固,唐代以后的五代十国,是中国的又一次大分裂。

「五代」大概换了五个朝代,平均七八年一次,「十国」是指中原以外林立的小国。

这反应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仁政」这一意识形态无法适应越来越大的帝国统治需要,需要有思想理论的创新。

所以在这个时候,从印度文明过来的佛教就成了中华文明本土儒学的一个有力的搅局者。

 

3. 佛教与儒学的冲突

唐代的官学虽然以儒学为主,但也一直随皇帝的个人信仰喜好而变。

唐高祖尊老子为始祖,诏告「老先、次孔、末后释宗」为国策。

唐太宗时则立孔庙,尊儒学为官学。

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则笃信道教,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诏以《道德经》为上经,与儒家经典同列为科考内容。

唐高宗在世时,与皇后武则天两人并称「二圣」。

后来武则天以女帝君临天下十五年,她本人则笃信佛教。

最虔诚信仰佛教的是唐宪宗,每年要举行三十几次迎佛骨舍利的仪式。

唐武宗在道士的劝说下,实行了「会昌灭佛」的运动。

等唐宣宗即位后,又废止了灭佛政策,佛教势力重新抬头。

由此可见,虽然儒学虽然是唐代官方意识形态,但皇帝个人的宗教信仰对于政治有重要影响。

例如武则天改国号、称帝,实行儒家的「仁政」只是她的理论根据之一。

武则天自己本人笃信佛教,在儒、道两家论述中都找不到女性称帝的论述,而佛教《大云经》有女身为帝的故事,只要把武则天强行附会为弥勒佛转世,就可以找到正当性。

这种事情其实频繁发生,唐代后期分裂为五代十国,其中十国中的「吴越」的君王钱镠,他在唐亡之前是唐朝的臣子。

据传,唐朝灭亡后,钱镠笃信佛教,据传他受命于千手千眼观音而称王,对百姓行仁政,而被后世纪念,至今在西湖还有他的钱王祠的「功在东南」的纪念牌坊。

这也可以看做是唐代的佛教意识形态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

因为心性论儒学尚未完全消化佛教,即使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仍然要不断受到佛教意识形态的挑战。

有的皇帝会从佛教寻找统治正当性,而有的皇帝为了捍卫儒学官方意识形态和克服佛教带来的社会问题,只能发动灭佛运动。

历史上一共发生过四次著名的灭佛运动,目的都是为了克服佛教干扰,抑制分裂,维护大一统帝国。

前两次是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都发生在大一统帝国兴起的前夕。

第三次是唐武宗的会昌灭佛,第四次是五代后期的周世宗灭佛,是消化佛教前的最后一次灭佛。

由皇帝发起的四次灭佛,佛教界称为「三武一宗」法难,可见佛教与儒学的冲突有多么严重。

 

4. 儒佛两面人

除了王权缺乏正当性逐渐失去威信之外,以仁政为核心的儒学还有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它尚不能给士人提供安身立命的修行方式。

唐朝初期,唐太宗征集天下名儒为学官,编订《五经正义》,作为士人科举的标准读本后,儒学已经成为了官学。

但在社会生活里,儒学并没有太大的竞争优势,士人经常感叹儒门冷落。

唐代士人科考、做官需要读经书,他们念书也多在寺庙里,如果考不上就一直寄食在寺庙里,甚至最后出家;中举了就踏上仕途,求得官禄。

这些有着投机思想的儒生,他们读书只是单纯的为了谋生,对于国政民生的事物并不上心,考不上仕途就去出家,所以也被称为儒佛两面人。

我们今天这样称他们为儒佛两面人,固然有点苛刻,但也反应出了当时的中华本土的儒学在「修身」这一层面上远不如印度文明的佛教有竞争力。

士人无法在儒学中找到安身立命、奋斗终生的使命感,那么自然就会转向提供一整套完整世界观的佛教,以寻求意义感。

(本章节完,敬请期待下一节)

By HW君 @ 2019-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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