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 甲午中日战争的真实样貌

 文 | HW君 


1. 马关条约的分水岭

官史从来不能细讲,一细讲就会发现许多诡异的地方。

甲午中日战争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人教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上,讲甲午中日战争的短短两页,信息量并不大,但避开了很多关键细节。

甲午中日战争的真实面貌是什么呢?

那就是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日本凭借一场战争,把朝鲜从华夏文明共同体的版图上撕了下来。

甲午战败之后,清朝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

关于这一条,没有教科书会去提及。

在《马关条约》之前,朝鲜一直是清朝的藩属国,论血缘、民俗,无论哪一方面都比今日的西藏、新疆和华夏中原的关系要亲近,可以等同于东北。

在《马关条约》之后,朝鲜半岛就算是永久地从华夏文明共同体中脱落了,民族国家已成定局,没有回退的余地。

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那些看似荒谬的新闻。

例如,偶尔会有韩国人声称儒教是韩国的,或端午节也是韩国的。

韩国学者当然会思想别扭,朝鲜半岛1948年才废除汉字,2005年韩国首都名字才从汉城改为首尔,往上查找韩国的历史文献,都是用汉字书写记载的。

而东亚儒家文化圈里,第一个转身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日本,则通过这场战争,从尾大不掉的清朝身上挖到第一桶金,稳住了国内即将奔溃的军事政权,日后才有了跃升为列强的机会。

 

2. 华夏文明共同体的天下观

要理解甲午中日战争,一定需要理解华夏文明的天下观现代民族国家的区别。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天下」和「国家」经常混着使用。但在儒学里的「天下」,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家」。

「天下」是儒学构建华夏文明想象中的共同体的方式。

儒家根据伦理血缘亲疏之别的观点出发,参照血缘关系推演出天下概念。以父子关系为基本前提,然后延伸至舅甥(翁婿)、叔侄等,各种关系之间存在亲疏之别。四邻诸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就参照血缘来构建。

根据儒家伦理的亲疏之别、道德水平高低,居同心圆中心内圈的,是中华帝国皇帝统治下实行郡县制的内臣地区。

从内往外,第二圈是未纳入王朝郡县制但受中华帝国册封并朝贡的地区;第三圈是对中华帝国朝贡的地区。第二圈和第三圈都属于外臣地区。

第三圈以外是暂时的不臣地区,被视为有待教化的荒蛮之地。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总是自称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因为根据儒家道德伦理的礼仪标准,中国(中央帝国)就是道德的最高等级,处于世界的中心。外国则根据道德水平高低和接受儒家道德的多少,分为藩和夷,处在天朝上国的外围,是需要教化的对象。

天下观的国家,边界不总是固定的,如果这些地区接受了儒家文明、纳入了郡县制,就实现了天下一家。并且,划分同心圆结构的标准是以道德水平高低为依据。只要自认本国居于道德制高点,师出有名,就可自视为儒家道德中心的「中国」,历史上日本和越南就曾自称「中国」。

朝鲜李朝开始信奉儒家文化,自称小华,并受明朝册封。

明亡清兴,朝鲜认为中国被蛮夷统治,而自己坚持信奉儒家理学,继承道统,因此道德上高于清朝。

日本自唐代起就是中国的朝贡国。直到宋亡元兴,元朝征日失败之后,日本开始跟华夏文明渐行渐远。

明朝建立后,日本人觉得朱元璋能够打败蒙古人值得敬畏,但要求和明朝建立平等的国家关系,而不是成为华夏天下的藩属国。

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后,朝鲜的李氏王朝也想要反清复明,日本人则提出了华夷易位论,即夷狄入主中华,满清统治中国100多年,「中华」已经变成华夏同心圆的外围,日本才是儒家天下观的中央帝国。

所以此时日本、朝鲜、越南都自称中国,因此也出现了一句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话:

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

这句话本身就是用来阐述华夷易位,即清政府没有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无法自称中国(儒家天下观的中央帝国),师出无名。

 

3. 天下观与民族国家的碰撞

甲午中日战争时,日军对清朝发布了讨伐檄文《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

日本宣传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有兄弟之情,日军是来反清复明,解放清朝的人民百姓的。

《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原文: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入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关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嗾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但这只是对清说辞,日本此时国内已经没有什么儒家华夷的天下观了。

19世纪后期,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早已率先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奉行征韩扩张战略。

而清政府为捍卫东亚的册封和朝贡关系,干预了日本侵略朝鲜的过程,中国的天下观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互相冲突,从而引发了甲午战争。

现代民族国家和儒家天下观的区别在哪里呢?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民族国家有全国动员能力。

儒家主义天下观,整个国家的构成可以看成是一个网兜,里面有一个个苹果,网兜还有一个可以提起的把手。自在的家族/家庭就是那一个个苹果,县以下的乡绅自治就是那些网,把手就是官僚机构,而皇权就是那只提着握把的手。

家庭单位是网兜里的苹果,他们是自在的小农群体,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的,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

日军入侵清朝时,这些百姓是一旁漠不关心的,甚至给日军做带路党,上日本军舰卖茶叶蛋。

对于他们来说,政治与他们无关,谁来当皇帝都一样。清朝空有四万万人,但是这部分人(网兜里的苹果)是动员不了的。

他们并没有一个「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要等到梁启超发明中华民族的概念,再一直到共产党的时代,这个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认同,即民族主义,才真正被激活。

而日本早已完成了民族国家的转型,拥有全员动员能力,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为国效力,拥有大和民族的使命感(模因)。日军侵华时对外宣传是帮助清朝人民反清复明,对内则唤起民族主义。

日本军神乃木希典(1849-1912)在甲午中日战争出发前就写下汉诗:

肥马大刀尚未酬,皇恩空浴几春秋。

斗瓢倾尽醉余梦,踏破支那四百州。

所谓的支持反清复明,其实只是日本找来师出有名合理化军事行为的借口而已。说到底是在挑拨起清朝国内政府和人民的矛盾,从内部瓦解清朝。

后来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就扶植了一个「满洲国」政权,和甲午时说的就不一样嘛。

日本对于甲午战争的筹划已久,几乎是全国举债备战。

李鸿章判断北洋军取胜难度大,但日本的风险在于深陷财务危机,所以他一直坚持在西方国家之间进行外交斡旋,以拖为上,打算耗垮日本的财政。

可惜光绪皇帝不听,朝中大臣也骂李鸿章是主和派,懦弱畏战,最后的结果就是李鸿章硬着头皮出战,黑锅背起。

后来的毛泽东也看清了这一点,有了那篇著名的《论持久战》。

当然日本虽然先转型成了现代民族国家,但也多少带了点天下观的影子。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以日本为圆心的日版天下观意识形态。

但总之,民族国家一旦成型,就难以回退。朝鲜永久从华夏文明共同体脱离了,并且越行越远。

而尚未成型的,就几乎没有再出头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了这个店。

香港、台湾如此,中东的库尔德人也是如此。

(本章节完)

By HW君 @ 201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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