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体系对于儒家以及中华文明的再造。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给出了纲领性的简明解决方案，他用符合「常识合理」思想传统的理论来重构儒学。
一是把太极未动之前的寂然状态确定为儒家伦理「人极」、「诚」的形而上本原，为政治儒学注入了天道观的基础，虽然仍然是一种朴素的迷信，但不需要再拟构出一个人格化的神。
二是把「人人皆可成佛」转化为「人人皆可成圣」，把佛教的去欲和主静的修炼，转变为儒家自身的修行方法，克服儒佛两面人的困扰，使儒生士人有安身立命的修身养德和修齐治平的人间关怀，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当然这种追求仍然是追求现世的。
唐儒对儒学心性论的贡献与常识合理对儒学的重构。
历史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其实可以看成是来自于「印度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一次冲击。
只有站在文明的冲击与融合的高度上，将佛教传入中国，视为来自于印度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意识形态输出，才能真正了解宋明理学的真正历史意义。
到了宋代，在中华文明「常识合理」思想传统支配下的儒家消化了道家和佛教，建立起与佛教、道教相抗衡的理学体系，中华文明才算真正承接住了来自于印度文明的意识形态输出。
心性论佛学在中国的最成熟的一种状态就是「禅宗」。
禅宗背后是从印度佛教到中国式佛教的「入世转向」，而思想根源来自于「常识合理」传统。
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格义」「学习」和「重构」。
「格义」指早期中国人用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来类比解释佛学的含义。
「学习」主要指中期的一系列印度佛经翻译运动，侧重于弄清楚印度佛经原典的真正含义。
「重构」指后期中国式佛教理论体系逐渐形成，建立了一套与印度佛学截然不同的心性论佛学体系。
魏晋玄学有两个流派，「贵无派」和「贵有派」。
其中的贵无派重「无」，贵有派重「自然」。
贵无派接引了印度文明的佛教，而贵有派孕育了中华文明「常识合理」的思想传统。
宇宙论儒学破灭后，儒学逐渐家学化，留下的空间由玄学来填补，最终形成了魏晋人士的玄礼双修的现象。
儒家是正面的基本价值，而道家作为基于儒家而全盘否定儒家的存在，二者共生，有儒家就一定有道家，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道家是儒家的一个影子，它是对儒家的一种全盘否定，但它立足于反对儒家，因此也没有逃脱儒家所设立的道德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