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思考都是在包含自由意志的「道德哲学」框架内，但也将这种「道德哲学」内可行的思维模式混淆进排斥自由意志的「自然哲学」领域，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误区与争论。
唐儒对儒学心性论的贡献与常识合理对儒学的重构。
以「仁政」为正当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博弈的漏洞。
同时如何为士人提供「安身立命」的修行方式，也成为了儒学面对佛教的一大挑战。
心性论佛学在中国的最成熟的一种状态就是「禅宗」。
禅宗背后是从印度佛教到中国式佛教的「入世转向」，而思想根源来自于「常识合理」传统。
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格义」「学习」和「重构」。
「格义」指早期中国人用本土的儒家、道家思想来类比解释佛学的含义。
「学习」主要指中期的一系列印度佛经翻译运动，侧重于弄清楚印度佛经原典的真正含义。
「重构」指后期中国式佛教理论体系逐渐形成，建立了一套与印度佛学截然不同的心性论佛学体系。
佛学简单来说就是一套围绕「十二因缘」而展开的世界观。
传入中国的印度佛学，由于魏晋玄学的接引，在与儒家重此世的道德价值追求融合之后，形成了追求在此世的中国式佛教。
要梳理中国哲学史，必然绕不开「印度佛学」和「中国式佛教」。
魏晋玄学有两个流派，「贵无派」和「贵有派」。
其中的贵无派重「无」，贵有派重「自然」。
贵无派接引了印度文明的佛教，而贵有派孕育了中华文明「常识合理」的思想传统。
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
基于这个终极价值问题所形成的两种回答倾向，可以对世界文明分为四类。
包括希伯来文明、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
其对应的模因核为救赎、解脱、理性和道德。
春秋战国的征伐战乱，也导致了思想的大碰撞，催生了百家争鸣的璀璨局面。
但这其中格外耀眼的、统领后来几千年中华思想基调的仅有孔子所代表的儒家。
在孔子之前，中国文化尚未定型。
直到孔子之后，中华文化便形成了「道德」的模因核，使中华文明成为了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一种类型。